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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為基 探求情理法最佳契合點

發布人:  發布時間:2019/6/10 15:56:28   閱讀次數:

     

    若以案件為起點,人情、天理和國法三者分處在同一個三維坐標系上,不僅三者都有各自所追求價值、發揮作用的坐標軸,而且國法需要體現維護人情、天理的導向,人情、天理亦也要借助國法實現自己的功能,三者之間相互關聯、耦合互動。  

    人情、天理和國法,從來都被作為是非曲直的判斷尺度和標準,特別是對于司法裁判,往往因為事關生殺予奪、社會穩定乃至國家安全,更應當追求裁判過程、結果要合乎國法、順應人情、依循天理。  

    人情、天理和國法本乎一體——人情,即法文化語境下的人情,通俗的說就是普遍存在的公序良俗,反映了民情、民意,并始終伴隨著道德、風俗、習慣、傳統、文化的存在而存在。天理,反映的是社會普遍正義,其實質就是民心,可以理解為人們都認可的良知。國法,乃是國家機關通過既定的立法程序制定的調整人們社會行為的規則體系,是民情民意的法規化反映,公平正義的法律也始終閃耀著人性、善良的光輝。正如學者安東所言:“人情、天理和國法在德化、法治的不同層面,共同發揮著既表現為不同的概念和涵義,又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在一個國度里,三者相互融合,相互包容,相輔相成,發揮著各自的功用,共同維護著社會的秩序與和諧。天理國法人情都強調人的社會責任,都要求按規則行事。”  

    若以案件為起點,人情、天理和國法三者分處在同一個三維坐標系上,不僅三者都有各自所追求價值、發揮作用的坐標軸,而且國法需要體現維護人情、天理的導向,人情、天理亦也要借助國法實現自己的功能,三者之間相互關聯、耦合互動。對于一個好的司法裁判而言,不僅是人情、天理和國法三者之間的相洽無礙,而且實現了在各自坐標軸上價值、作用的最大化,更是由此共同構建起了一個由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法律效果組成的,相輔相成、有機融合的裁判成果。

    當然我們也必須要承認,司法工作者面臨人情、天理和國法之間的不協調問題也不少見,讓我們在具體案件中很難一下子就找到彼此之間的最佳平衡點,甚至說是處于一種“窘境”:比如說,法律的相對滯后性、穩定性,使得我們的法律常常滯后于時代的發展,特別是隨著經濟、社會、文化的迅速發展和進步,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我們常常要立足在“今天”司法的現實,運用“昨天”制定的法律,作答“明天”才可能有明確答案的難題。再比如說,案件涉及群體的特殊性、局部性,使得從宏觀上看法律是民心民意的集中反映,是群體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但從微觀上講,在少數地方、個別案件中,若只考慮法律的普遍性而不重視案件的特殊性,就可能導致機械辦案,造成看似符合法理但卻不合情理,裁判結果難以得到群眾的認可。還比如說,爭議事實的復雜性和裁判的專業化、程序化要求,使得我們面對并非一清二楚的事實和證據,即使是謹慎的運用著法的邏輯、程序、規則去解剖每個證據、法律關系,也難免出現在多次過濾、判斷、取舍之后導致所認定的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不一致,難免拿出的裁判結果與起初的民眾期待相去甚遠。  

    以法為基,探求最佳契合點。在司法裁判中實現情理法的融合,必然要遵循一定的路徑。司法裁判作為社會公正的最后守護防線,意味著我們必須始終要守住國法的底線。司法工作者面對每一起案件,首先還是要在國法所處的坐標軸上,定位一個能實現法律效果最大化的坐標點,發揮國法的框架性、基礎性作用,使裁判過程、結果中來自人情、天理方面的考量,都納入依法辦案的范疇內,不能脫離國法而另辟蹊徑、劍走偏鋒。  

    當我們作出的初步裁判結果與立法精神、民眾期待不協調甚至相矛盾的時候,需要我們反復檢視裁判過程,將目光不斷往返于固定的法律條文和現實的社會生活之間,而不是生搬硬套法律、一意孤行下判,做到既查明案件事實,也關注邊際事實,不斷自問裁判結果是否體現公平正義?有無悖于常情常理?能否實現懲惡揚善?  

    如果某個環節連我們自己都覺得很糾結或者犯嘀咕,那么就很有可能是我們適用法律的問題,需要重新在坐標軸上通過調節人情、天理的平衡點,再斟酌適用國法的具體方式、程度等辦法,反過來影響國法定位的坐標,從而尋求最好的裁判效果。以“天津大媽氣槍案”為例,從法律上講,當事人非法持有的氣槍已經達到刑法上槍支的認定標準,依法追罪沒有問題,但考慮到大媽畢竟只是用于掙錢謀生,主觀惡性、社會危害性不大,那么在依法定罪的前提下,也要斟酌和平衡社會期待,做到法中留情、酌情從寬處理,因此二審法院將原來的三年六個月有期徒刑實刑改為緩刑的判決,就被稱為“多了人情味”。  

    要做法律的“藝術家”。德國法學家萊因斯坦曾把法律人比作“藝術家”,他說:“法的形成和適用是一種藝術,這種法的藝術表現為什么樣式,取決于誰是‘藝術家’”。這個比喻很形象,對一名優秀的司法工作者而言,要在三位一體的坐標系中,不斷探求情理法融合的最佳平衡點,成為曉情理、存天理、釋法理的“藝術家”,至少需要四種素養:  

    有良好的政治素養。要自覺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明確為誰掌權、為誰司法、為誰服務,自覺堅守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切實掌握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提高政治水平,提升思維層次,始終確保堅定的政治方向和正確的裁判導向。  

    有扎實的法律素養。在裁判中不斷探尋法律的生命,學習法的制度、規范和邏輯,領悟法的原則、理念和精神,通過對法學、哲學、心理學、公共關系學等知識、技能和經驗的整合,在遇到案件時能比較正確地選擇裁判方法,努力克服機械執法、情緒化司法等傾向,勇于在一次次自我否定中修正誤差,不斷增強明辨是非、去偽求真的判斷力。  

    有真摯的為民情懷。法律從來沒有,也從不應該脫離人的樸素情感而存在。司法為民的價值體現在具體裁判當中,就是要在司法目的上體現群眾立場,在具體方法上體現為民感情,在評價效果上重視群眾心聲,只有人民群眾能夠感受到的公平正義才是真正的公平正義。司法工作者不能以“官”自居、以“專業化”為壑,而要愿意、善于與群眾打交道,特別對于那些重大復雜敏感案件,要研判輿情動態,及時回應網上網下關切,用實實在在的親民為民行為換取群眾的順心安心。  

    有高超的司法智慧。正確把握人情、天理、國法三者的關系,是一種社會經驗,也是一種人性智慧。司法工作者不僅是法律條文的嫻熟運用者,還要努力成為社會關系的高超修復者,不僅要學會用法律視角看問題,還要善于從社會視角多維度把握問題實質。司法智慧就在于明察,在于理解,在于知黑守白的裁判,也在于調適情理法的不協調,做到準確把握案件中的難點、焦點,包括媒體關注的焦點和輿情發酵的炸點,精準適用法律,靈活運用政策,最大程度化解矛盾、緩和對立,讓當事人服氣,使老百姓滿意。

     

    作者:祁  亮

    來源:人民法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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